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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四十二起兵讨袁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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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经过一个月的艰难险阻,蔡锷终于胜利到达云南昆明。护国战争前,云南将军唐继尧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态度如何呢?

时任云南巡按使的任可澄说:“当筹安会发生,唐督置之不理,云南始终不肯发电。后得蔡松坡先生来电,促其发电,唐督知蔡先生苦衷,不得不于外面上表示赞成。袁氏伪造民意,最足令人发指者,在不令全国国民有人格,故蔡松坡首以争回人格为辞。各省以同一困难情形不能发动,所以滇省亦审慎迟回,不敢轻举。后改图,因蔡、梁二先生密电,始行决议反对。”

参加天津密会,并奉蔡锷亲笔信12月14日赴滇联络的王伯群说:“及面唐督,提出由远省起义种种理由,唐初以财政、军械不足为困难,群答以汤、梁诸公曾担任募款,并购军械接济,但须举动后方可运来。提议数次未决。”

时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长的刘云峰说:筹安会成立后,“各将领时常集议,咸欲举兵讨此叛逆。……各将领会议后,即数陈于唐公,唐公也甚赞成,惟顾及云南以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

时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工兵营长的金汉鼎说:“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吕天民、但懋辛等到滇后,云南反对帝制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唐继尧眼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再敷衍将会发生于己最不利的严重后果,于是一方面表示反对帝制,以缓和愤激的人心;一方面把反对帝制最积极而又最亲信的邓泰中、杨蓁两团部队派去昭通,说是边境有匪,这样做不但可以消除肘腋之患,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再便宜不过的。”

时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一营营长李文汉说:“当时军界前辈,如罗佩金、黄毓成、张开儒、赵复祥,同学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三人及黄永社、李植生等,主张都很激烈。黄毓成、邓泰中、杨蓁平时与唐很接近,时常进言于唐,希望唐下定决心,早定大计。唐衡量当时兵力财力,均觉力量不够,兵力不过二师,财力尤为薄弱,没有估计到全省人民和全国人民力量,一时不能下定决心。”

蔡锷抵滇通过多方了解和观察后说:“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蓂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荏苒数月,莫得要领。暨闻敝宅误被搜查,锷引病出京之耗,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迄王伯群到滇,将锷在津所发一函递到(先锷五日抵滇),蓂意遂决。”

可见,蔡锷等人入滇之前,唐继尧虽在邓泰中、杨蓁等滇军中下级军官的强烈要求和蔡锷的秘密联络下,已有反袁之意,但由于不了解各方面情况,对以云南一省之力反对袁世凯信心不足,仍在观望、犹豫之中。蔡锷、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戴戡等人的相继入滇,使唐继尧信心大增,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反袁之路。

蔡锷到昆明后,不仅受到云南军政界的欢迎,也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欢迎,“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然而,蔡锷抵昆的次日,忽接一封梁启超通过南京发来的急电,使昆明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原来在此电中,梁启超告诉蔡锷,袁世凯将以补贺日皇加冕为名,派周自齐为贺礼赠勋特使,赴日洽谈条件,以换取日本承认帝制,江苏将军冯国璋也在此时派人传言梁启超,说他“盼滇速起”,且将“立应”。在这外交紧急、内助得人的情况下,梁启超认为,“蔡、戴既到滇,滇局亦不能久持秘密”,有必要打破在天津密会上,考虑到敌强我弱实际情况,为争取战场上的主动,待护国军潜运到四川边境后再宣布云南独立,以迅速给川南敌人以猝不及防的打击,占领叙府、泸州等要地的成议,提前发难。蔡锷等人接电报后以为梁“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国璋)准备着就要响应了”,加上袁世凯又严电唐继尧查缉蔡锷,一时“风声大起,迟恐生变”,遂决定改变计划,提前宣布起义。21日和22日,蔡锷、唐继尧召集云南重要军政人员齐集五华山光复楼举行军事会议。会上,蔡锷首先介绍了他与梁启超等人天津密会和与各省重要人员联络情况,分析了袁世凯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之间的矛盾及各国对袁称帝的态度,云南起义后可能响应的省份,等等。蔡锷说得条理清晰,简洁明畅,态度坚定,慷慨激昂,与会人员听了之后,深受鼓舞,反对帝制的决心和信心顿时大增。接着,会议就起义前的重要事宜进行了充分讨论和仔细研究,最后决定:起义的步骤是先电袁世凯,要求其取消帝制,否则即宣布云南独立;出兵计划为云南整兵二师,分出湘蜀,共图中原;起义军定名为护国军;合并军、巡两署,仿照辛亥革命的办法,设都督府为全省最高军政领导机关,唐继尧任都督,留守云南,蔡锷任护国军总司令(后因编组护国第二、三军,改称第一军总司令),率军出征;护国军总司令由云南省议会的名义任命,都督和护国军总司令之间的行文用公函咨文,不用命令。对于都督和总司令各自的职权及其相互关系,后来制定的《中华民国滇黔军都督与护国第一军总司令之规约》作了明确的规定:

袁贼肆逆,背叛民国,本军义不从贼,决计就滇、黔两省兴师举义,互相提挈,拥护共和,铲除帝制。兹先编制护国第一军,公推总司令一人统率全军,专任由川进攻事宜。所有滇、黔都督暨总司令,各有权责,特定规约,以资遵守。计开:

(一)关于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

(二)关于配置军队,筹备饷糈,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

(三)关于军队进行作战计划,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仍随时知照滇、黔都督,以期联贯。

关于上三款之事项,除不相关系外,均应互相切商报告。

(四)关于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都督领衔行之。

最后,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众人高声宣读誓词:

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死国贼。

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

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各人饮血酒一杯,众皆鼓掌,三呼万岁。

23日,唐继尧、任可澄将蔡锷带来的由梁启超所起草《云南致北京警告电》和《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两电合为一电,并稍作修改后发给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诛除杨度、孙毓筠等帝制祸首,并限时答复。此电全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借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若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爱国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意,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零涕,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同日,唐继尧、任可澄又将此电稿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并说:“诸公手造民国,必不坐视沦胥,切盼一致进行,联电劝告,如天之福,戡定倾危。”

24日,蔡锷与戴戡也致电袁世凯,再次劝其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为最后之忠告:

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纲废堕,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乘,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间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

同样,蔡锷与戴戡又将此电稿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并请求支持:“诸公手造民国,身系安危,必不忍坐致陆沉,永沦万劫,则补天返日,谅有同心。敢乞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第九章“再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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